中国之治”的制度逻辑

    内容提要：“中国之治”得益于中国制度科学管用，具有合实际、合规律、合目的的制度逻辑。合实际，是指中国制度符合中国历史实际、国情实际和时代实际；合规律，是指中国制度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制度发展规律，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充分发挥优势和潜力；合目的，是指中国制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的背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下简称“中国制度”）的成功。而中国制度之所以成功，根本原因在于制度逻辑科学管用。可以说，合实际、合规律、合目的的制度逻辑，让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得以充分体现、制度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制度绩效得以不断提升。

    立足中国实际进行制度选择、制度安排、制度改革

    一种社会制度要有效管用，就必须扎根本土，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既不能急于求成搞制度上的浪漫主义、理想主义，也不能邯郸学步、照抄照搬，指望搬来一座“飞来峰”。立足中国社会实际，在中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中国制度，其鲜明特点就是合实际而适宜、合实际而管用。

    合历史实际。20世纪，社会主义制度以巨大的优越性，让众多民族和国家实现独立、解放，登上世界舞台。中国之所以能实现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所以能迎来曙光，就在于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创造性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迈向社会主义革命，确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事实证明，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正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推动与保障下，中国独立自主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自力更生研制出“两弹一星”，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让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曾经十分落后的国家实现旧貌换新颜，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成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

    合国情实际。社会主义中国建立起来了，但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最大国情，也是最大实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在原本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需要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让生产关系更好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中国果断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创造性地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消灭贫穷、达到共同富裕；通过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方面和环节，不断促进生产力发展。同时，中国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巩固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市场经济的弊端，从而收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硕果。

    合时代实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发展过程不断对制度供给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当代中国正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既对改革前各种僵化保守的体制机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也对改革过程中曾经管用但现在越来越不合时宜的体制机制进行壮士断腕的再改革。实践证明，以将改革进行到底的意志与行动，不断打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在实现制度与时俱进的过程中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国制度就会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就会进一步提高。

    充分发挥中国制度的最大优势和巨大潜力

    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通过科学的制度安排把各种生产力要素集中起来，聚焦关键点进行优化配置，就能充分激发潜力，达到既定基础和条件约束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限。这既是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也是制度发展规律。中国能用几十年时间走过西方国家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发展之路，创造出世所罕见的发展奇迹，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样的制度安排保证中国能办成许多其他国家办不成的大事。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

    集中力量办大事要有核心，这个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众星捧月”，这个“月”也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有了中国共产党这个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中国社会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有了“主心骨”、方向感、向心力；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有了党中央这个坐镇中军帐的“帅”，就能做到车马炮各展其长。中国之所以能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不仅仅规划5年，而且规划30年、50年的奋斗时间表、发展路线图，就在于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社会朝着认准的宏伟目标一以贯之不懈奋斗。当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党为讨好少数利益集团而损害其他社会群体利益，为登台执政而做不负责任许诺、提不切实际目标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自信从容、行稳致远，致力于为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利益、最长远利益而努力奋斗，让一个饱经沧桑而又生机勃勃的国家在一代接着一代干、一棒接着一棒跑中实现一个又一个伟大飞跃。

    心往一处想，劲才会往一处使。集中力量办大事，形成共识、凝聚共识至关紧要。为把13亿多人的思想共识高度凝聚起来，中国制度提供了中国方案。民主集中制的集中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但应看到，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形式并不只是选举和投票，还有协商和讨论。政治的事情是众人的事情，众人的事情就要由众人商量。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就能商量出共识、商量出最大公约数、商量出正能量、商量出精气神，最终商量出治国理政大好局面、商量出改革发展丰硕成果。作为民主制度的中国创造，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安排，让人民群众，让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都能有权利、有渠道、有机会阐述自己的意见、表达自己的诉求、维护自己的权益。当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形成合力、当中国梦这个“最大同心圆”来自众人合力、当每一个人的意愿都体现在合力中，共识自然就广泛形成了，力量也就充分集中起来了。

    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现代社会，不同制度的差别不仅体现在制度规则和制度程序上，更体现在制度价值与制度目的上。从一定意义上讲，制度价值与制度目的决定着制度形态。中国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人民当家作主，其制度逻辑是劳动的逻辑、人民的逻辑。

    在中国，以人民为中心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也没有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是通过不同层面的制度安排切实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执政者的首要使命就是集中力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在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中，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要加快改革；哪里问题突出，哪里就是改革的重点。从全面小康一个都不能少的精准脱贫，到把不断做大的“蛋糕”分好、让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得到更充分体现的共享发展，再到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的全面深化改革，背后都有社会制度的支撑，都体现着鲜明的价值导向。

    让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制度最本质的属性、最核心的要求、最高的价值指向。为此，不仅通过依法选举，让人民的代表广泛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而且通过选举以外的制度和方式让人民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让人民民主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不可否认，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的彻底解放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但只要在制度安排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当家作主就有了可靠的起点和正确的方向。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归根结底要在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中实现。中国制度保证国家建设是全体人民共同的事业，国家发展过程是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过程。身处这样制度环境中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会被充分调动起来。这一制度逻辑让一切社会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必将推动社会生产力实现极大解放与发展。

中国制度有中华文明滋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制度不断趋于成熟定型，也更加科学管用，这同它具有深厚历史文化根源是密不可分的。中国制度源于中华文明，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立足中华大地进行创造性实践的结晶。中国制度的中华文明滋养，可从以下几方面来把握。

    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中国古代文明的繁荣，同政治思想中的人文精神和民本主义思想密切相关。注重苍生黎民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构成某种规范性力量，成为政权稳固、国家稳定的重要保障。一些有识之士能够怀有“保惠于庶民”、服务天下百姓的志向，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境界，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勇气，献身于报国安民事业。这些价值理念，在当代中国已转化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文化资源，给中国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提供了丰厚历史文化土壤。

    德才兼备的用人原则。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孟子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中国古代先贤早已阐明仁政德治的重要性，指出为政者必须修身养性，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在用人时既要考虑其能力，更要考察其德行修养。用有才能的干才，才能做成事，做成大事。如果用无能的人，就会误事。而用无德之人，即使其有些才干，也不会有好结果，因为德行上的欠缺破坏力更甚。有人会问，究竟是制度重要还是人重要？实际上，二者均重要。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制度能否保证遴选出德才兼备的人。中国古代提出选贤用能的理念，强调德才兼备、注重道德修养，让人和事相得益彰。这对当代中国有着重要启迪意义，有助于我们在现代条件下探索选用人才的制度和方法。对于培养选拔干部，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我们党既坚持德才兼备的选人用人原则，把愿意为人民服务且能干事、干成事的人选出来、用起来；又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把不能干事、耽误事特别是德行不正甚至腐败堕落的人清除出去。这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坚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包容稳健的理政方式。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源远流长，古代许多政治范畴，如中道、仁政、德治、用贤等在历代政治实践中延续发展。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正是这种“和谐则太平之所兴”的包容性，保障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绵延不绝、发展壮大。这种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既勾勒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形态，也体现了中华民族谨慎严肃对待权力的大智慧。正是受这种文化和智慧的滋养，我们党在复杂多变的世界格局中才能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抓住发展机遇，成功避过险滩和暗礁，走出一条成功的国家治理之路。

    守正创新的改革意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在中国古代先人看来，国家制度应该“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既坚守正道，又不断变革，才能生生不息。正是秉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中国历史上不断进行改革变法，推动国家和社会赓续发展，实现中华文明长期繁荣。可以说，当今中国人民改革创新的意识，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深深扎根于几千年传承下来的自强不息、守正创新民族精神之中，是改革创新文化传统的现代发展。

　　经世致用的评价导向。儒家主张修身入世，在社会发展中建功立业。从这方面看，我们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中国发展为什么又好又快？中国制度为什么科学管用？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党中央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号召，通过实干和实绩书写家国情怀，实现立德立言立功的人生价值。

博采众长 兼收并蓄

合理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

    中国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它通过“走自己的路”快速发展起来，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同时，中国制度具有开放包容的品格，从不自我封闭，而是坚持合理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在交流借鉴中不断发展完善，因而充满生机活力，愈发科学管用。

    积极学习，大胆借鉴。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人生成长之梯、政党巩固之基、国家兴盛之要。一直以来，中华文明就以善于学习、海纳百川闻名于世。历史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有利于减少摸索时间，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放眼世界，积极学习。从引进生产线到借鉴现代企业管理模式，从建设开发区到发展现代农业，从发展互联网经济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从科技研发到文化产业发展，中国经济发展奇迹主要源于中国人民的辛勤创造，也离不开对各国人民先进经验的学习、吸收和借鉴。学蜜蜂采百花，问遍百家成行家。积极学习，大胆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是中国制度不断发展完善的重要途径。

    理性选择，择善而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的再版，也不是西方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必须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批判性地借鉴他人，择善而从。中国制度从来没有简单照搬照抄外国经验，而是注重科学创新和综合运用。比如，作为现代社区工作雏形的西方“睦邻运动”，主张积极整合社会资源为社会弱势群体服务，注重用社区建设来减少社会弊病。我们借鉴其合理做法，根据自身实际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不断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努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又如，发端于西方国家的现代企业制度，为我国国有企业建立和完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提供了有益借鉴。再如，我们分析西方社会保障理念及福利制度的长处和弊端，提出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必须发挥兜底作用，保障全体成员基本生存和生活需要，努力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权责清晰、保障适度的可持续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看出，在借鉴西方一些制度经验的过程中，中国制度并没有失去自我，而是以我为主、推陈出新。

    立足本国，辩证结合。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任何一种制度都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土壤，照搬照抄他国制度行不通，很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葬送国家的前途命运。吸收借鉴别人的制度经验，必须坚持立足本国、辩证结合，这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体现。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为例。中国在这方面的制度设计，打破了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路径依赖，超越了西方理论。前些年，新自由主义在一些西方国家的强力推动下在世界上大行其道。中国制度旗帜鲜明拒绝“市场万能论”，既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求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这种制度设计理念中，市场经济体现效率，政府调节体现公平，二者结合兼顾效率与公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也不是说政府就无所作为，而是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着力提高宏观调控和科学管理水平。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讲辩证法、两点论，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用好。两者关系处理得好，经济发展就会“琴瑟和鸣”；处理不好，经济发展就会“孤掌难鸣”。经过长期的艰辛探索，中国制度不断完善和成熟，推动社会生产力持续快速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